陈卫东：“超常规”政策为银行业带来新机遇

陈卫东：“超常规”政策为银行业带来新机遇

　　文｜陈卫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这既是增信心、强预期、稳经济的现实需要，也是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必然选择。

　　欧美主要经济体已经陆续启动降息，为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创造了外部条件。预计2025年中国货币政策将从“量、价、结构”三方面统筹发力，推动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继续降准仍有空间首先，降准有必要，也有空间。受多种因素影响，2024年中国货币社融增速有所放缓，新增人民币贷款增速不及上年。为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通过降准引导流动性合理充裕，这是合适的选择。中国过去实行较高存款准备金率，重要原因是对冲外汇占款。近些年来，中国国际收支顺差收窄，货币供应渠道和方式在发生变化。目前，中国存款准备金率在全球仍处于较高水平，对银行经营产生了一定的成本负担，降准既有空间也有必要。其次，应考虑存款和贷款同步降息。在全球经济复苏不力、贸易保护主义日盛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内需不足，物价水平较低，降息是可行的货币政策举措。通过下调贷款利率，可以降低企业和居民债务负担；通过降低存款利率，有利于刺激消费需求，并推动部分储蓄资金转向资本市场投资，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同时，考虑到商业银行净息差处于历史低位，存、贷款利率同步下降，有利于银行避免“内卷式”争夺存款，加大资金投放力度，实现长期稳定发展。最后，更加注重促进金融市场保持稳定。资本市场稳定发展有利于企业开拓多种融资渠道，并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投资空间。2025年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将推出的一些政策可能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重大的影响和扰动，波及中国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中国有必要运用好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等工具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回升，提高资本市场对全球资金的吸引力。为提高调控效力，结合前期经验，可根据市场状况及机构需求，适时调整互换便利工具中质押品范围、折扣率及互换费率等参数，在市场流动性较紧张时，适当放宽质押品范围或提高折扣率，增加机构获取资金额度。根据市场变化，适当调整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期限及融资比例，为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更便利的资金使用空间，合理开展股票回购和增持，以稳定公司股价、增强市场信心。

　　银行业收入结构将改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中国2025年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银行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提出了新要求。预计2025年银行业资产规模扩张将提速，业务结构调整空间扩大，适应经济转型需要和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将有更多创新举措。

　　逆周期调控政策加码发力，银行资产规模扩张迎来新机遇。受高基数、整治数据注水等因素影响，2024年前11个月，中国M2和贷款增速较上年有所放缓。近期增量政策既包括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支持大型银行补充资本金，2025年信贷投放有望保持较高增速，加上债券发行力度加大，社会融资增速有望反弹。从信贷结构看，当前中上游制造业企业利润状况恢复良好，加之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已纳入货币政策执行情况考核，将从供需两端推动制造业贷款稳步增长；绿色贷款方面，在碳减排支持工具、专项再贷款等措施激励下，绿色贷款增速有望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受益于房地产市场的逐步企稳，房地产贷款需求也会回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计划”，包括为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通过“两新”政策稳定大宗商品消费、发展消费新场景等。预计2025年首发经济、冰雪经济和银发经济等加快发展，为消费金融带来新一轮发展动力，居民提前还贷、存款定期化现象缓解，新增信贷有望逐步恢复增长。

　　银行业务及收入结构将持续改善。传统上，中国银行业比较依赖于信贷业务和利息收入的增长，但在低利率环境下，银行净息差不断收窄，信贷规模的增长未必能抵补净息差收窄的影响。

　　利率的调整不仅仅反映在信贷成本和收益上，也是各类资产定价调整和重新平衡的过程。银行机构需要在综合服务能力上做文章，在各种资产定价和供求变化过程中寻找新的业务机会。根据自身机构布局、业务优势，实现更加专业化运营，体现差异化竞争，而非简单靠“内卷式”方式在存款和信贷方面与同业开展同质竞争。

　　事实上，“超常规”的逆周期调控政策，为信贷、债券、股权融资市场的恢复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银行机构可根据市场主体生产状况、资金运行特点，根据各种融资方式的期限、成本和风险特点，为各类客户提供更为系统全面的资产、负债业务产品，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在金融服务的质效上实现突破。在此过程中，实现银行机构业务模式的进化和收入结构的改变。

　　各银行机构根据增量一揽子政策推动创造的空间，对企业、政府、个人客户的服务方式有针对性进行调整、完善，调整相关业务的资源配置，可以推进经营模式更好适应低利率环境。比如，中国当前内需不足与居民部门消费意愿不强、消费信贷不足有一定的关系。2024年前11个月，居民部门新增贷款2.37万亿元，占年度新增贷款的比重降至过去十年的最低值13.9%；居民定期存款占居民存款比重为73.3%，为过去十年最高值，居民部门新增贷款大幅少增、存款定期化现象加剧。随着住房市场转暖，社会信心恢复，居民对装修、家具、电器等消费品以及旅游等服务消费都会恢复增长。资本市场转好，则有利于推动居民对股票、理财产品等资产的配置热情。银行机构可以及时跟进这种行为变化，拓展业务机会。

　　银行机构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产品服务创新，更好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未来产业”等。这将是银行业机构推动资产负债结构和经营模式转变的重要切入点。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资源投入，科技金融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但与科技企业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融资需求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仍然存在产品、服务的适配性不足的问题。银行业需要针对科创企业的业务和收入特点设计有针对性的产品，在风险评定、融资安排、风险处置方面要体现出科创企业的特性。银行机构内部的考核、评价机制及不同部门、机构的合作机制都需要不断完善，才能提升对科创企业及新质生产力的服务质效。银行机构还需要在运作机制上不断突破，适应并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需求，助力培育耐心资本的形成，有效开展贷、投、债、租、保险的联动，在提升综合化服务能力方面更加有所作为。

　　人民币汇率有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