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企业的一封家书：在全球的尺度中发现自己

出海企业的一封家书：在全球的尺度中发现自己

　　远远看去，巨头们的“轮船”、中小制造业的“快艇”和个人的“帆船”交错混杂，驶离港口，驶向了不同的全球化方向。

　　编者按

　　每至岁末，《经济观察报》都会出版一期特刊，回顾过去一年中国商业社会最值得铭记的变化，以期为您梳理未来生长可能的脉络。

　　2024年，世界变局演进，大国博弈加剧，秩序重塑之下，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在极致考验中不断增强。出海，作为一种尝试创造增量价值的经济动作，是这一年中国经济极为醒目的趋势。

　　与前几轮不同的是，今日之出海，不再是中国企业简单地将生意从本国溢出到别国，它是一种全新经营思维的结果——在全球视野中配置资源，于中国之外的市场谋篇布局。这让我们隐约感受到中国企业由内而外的气质性变迁，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深层次蜕变。

　　在这些信中，我们或能鸟瞰一幅气势磅礴的全球经济全景，或能观测一间公司远渡重洋创造价值的商业奇迹，又或能感知生动个体置身他乡商海中的命运沉浮。不过我们始终相信，当岁月流逝，喧嚣远去，或许那些有意无意深入历史现场的每个人，他们的记忆才弥足珍贵，更有可能让我们窥见生动鲜活的历史。这是个人史，也是企业史，更是中国商业史的一部分。

　　1999年，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决定在越南迈出TCL全球化的第一步。在最初的18个月里，这种尝试几乎没有取得成效，公司内部也浮现出不同的声音。

　　但李东生清楚地知道，做企业必须拥有承受短期痛苦的勇气，如若此时退却，将错过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事实确实如此。

　　2024年1月初，在CES(国际消费电子展)开幕前夜，当李东生点亮拉斯维加斯的TCL巨幅户外广告时，这家企业的年海外营收已经超过了1200亿元。

　　最近两年，无数中国公司踏上了TCL曾经走过的路，人们称之为“出海”。

　　在“出海”这个词出现之前，我们有很多词形容类似的行为，比如“全球化”“走出去”“国际化”等，但“出海”这个词还是取得了新的共识。或许是因为这个词带有的一种气质：略显匆忙兼具个体冒险的意味。

　　这也符合这一轮中国出海的某种特征：不是按部就班、没有整齐划一，而是不同行业的企业出于不同动机、利用不同方式和形态，去往不同的市场。

　　有的企业是聚集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制造业优等生，它们本身就是全球制造业的一环，为全球市场持续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或零部件。但关税风险以及其背后逆全球化的趋势，迫使它们走出舒适区，开始在东南亚和南美洲重新布局生产。

　　有的企业本就是中国的互联网、餐饮和金融巨头。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它们练就了一身好本领，携国内的技术、人才以及供应链优势，它们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并期待在异国他乡重演“中国商业故事”。

　　有的则可以更单纯地称之为“企业家相对过剩”：那些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在察觉海外市场的机会后，单枪匹马地杀了过去。

　　远远看去，巨头们的“轮船”、中小制造业的“快艇”和个人的“帆船”交错混杂，驶离港口，驶向了不同的全球化方向。

　　茶百道在韩国开第一家奶茶店的时候，一度只能停售拳头产品“杨枝甘露”，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芒果。

　　当一家企业真正走出去时，麻烦接踵而至。有些麻烦是可以预料的，比如合规问题、成本问题；有的麻烦则是未出海前难以预想的，比如寻找一款合适的芒果。

　　薛光在非洲创业时，为了解决瓦楞钉的包装问题，自己开了家纸箱工厂；君实生物申请FDA预审时，收到了FDA提出的10多轮要求，工厂为应对检查提供了800多份文件资料。

　　在种种困难中，企业用工是最显性的困难之一。

　　中国人是吃苦耐劳的，出海的中国人更把这种特质带去了全世界——不少印尼人学会的第一批汉字就包括“卷”这个字。

　　刚出海的企业管理者会手足无措于其他地区的员工没有中国人“天然”的勤劳，但更成熟的企业家会理解，劳动力效率本质是激励和管理的结果，每个地区的人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出海的企业需要适应这种差异性，配置资源，并用本土化的管理方式提高效率。

　　所有上述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本地化的问题。

　　全球化就是本地化。当一个企业来到一片（），需要适应新的消费者习惯、在地供应链、政策法规和文化。只有完成了这种本地化适应，具备了在海外某个市场的生存能力，这些出海的企业才算是迈出了全球化的第一步。

　　一封封信件跨越山海，从东南亚、欧洲、日本、美国、巴西、伊拉克，从世界的各个地方发往中国，编织成一张清晰的中国企业出海地图。这些信件讲述的是正在发生的故事，是鲜活的个人记忆，也是不断更新的中国商业史。

　　中国的出海企业中，有的会成为新一代的跨国巨头，和IBM、欧莱雅、乐高、可口可乐、丰田等跨国巨头在各自的领域展开全球性的竞争。

　　有的企业会完成一些更深层次的转变，从“制造业的优等生”变成“制造业的组织者”。它们将逐渐掌握在全球配置生产要素的能力，利用中国的资本和管理经验、非洲和澳洲的矿产、东南亚和南美的劳动力、日本和德国的制造技术，为全球稳定高效地供给商品和服务。

　　有些企业或许会铩羽而归。不过，这并不妨碍它们积蓄勇气和力量，发起下一次冲击。事实上，即使面向国内市场，它们面对的也是不折不扣的全球竞争。

　　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当一个经济体走向成熟之时，经济体内的企业就会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经历一个加速走出去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力进一步加强、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也会得到提升。因为它们需要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将庞大的海外企业群体利益纳入考量。

　　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将会逐渐成长起一批真正具备全球视野的企业家，以及一批具备全球经营能力的跨国企业。

　　当然，中国企业的“这一次”不会是跨国公司故事的昨日重现，更不会是中国商业传奇的翻版——我们相信，这一路绝非坦途。很多企业必须抛弃那些曾经百试不爽的攻略，才有可能避开陷坑和泥沼。

　　事实上，当更多人热衷于谈论效率、供应链和技术能力的时候，我们更在意的是，这些深耕于世界各个地方的中国企业，将为它们所在的地方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希望它们成为美好生活的赋能者，并且以自己的实践证明，全球化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些。

　　中国的跨国企业将把“中国”带给世界，也将把“世界”带回中国。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企业在忐忑与兴奋中迎来与世界的碰撞与交融。如果说这是一部交响乐，20多年后的出海就是一个新篇章的开始。它注定宏阔而跌宕。

　　中国企业将在这样的旋律中完成一代跨国企业的“成人礼”，它们学会重新审视和理解世界，也在世界的尺度中重新发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