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文化服务与产品供给机制：文艺工作者的新时代使命

优化文化服务与产品供给机制：文艺工作者的新时代使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这一战略部署不仅是对新时代文化事业发展的深刻洞察，也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回顾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我国的文艺创作取得了显著成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的供给质量与效率均得到了显著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和新的改革浪潮，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文艺创作道路，结合当下文艺领域的环境现状，因地制宜确立文艺创作的发展重点，积极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将我国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上新的高峰。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优化文化服务与产品供给机制

　　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文艺创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让人民群众在作品中“唱主角”，重视并深入挖掘人民群众的生活与故事，以人民群众的视角和感受来审视和反映社会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文艺之母。”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作为文艺创作者，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更应牢记这一使命，将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喜好放在首位，努力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一是要亲身体验人民的生活，感受人间的烟火气，切身体会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感和思想。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掌握他们的语言习惯，从而创作出更加贴近人民、反映人民真实生活的作品；二是要以“接地气”的态度对待文艺创作，将创作与生活紧密结合。在创作过程中，要注重语言的通俗易懂和情节的生动有趣，让人民群众能够看得懂、喜欢看。同时，还要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通过生动的情节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三是要积极鼓励人民群众参与文艺创作，重视他们对于文艺作品的意见和建议。在创作过程中，要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喜好和需求，从而不断调整和完善作品。同时，我们还要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人民群众对于文艺作品的满意度和喜好度应成为我们评判作品好坏的第一标准；四是要注重人民群众的需求导向。通过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审美偏好，我们可以更加精准地提供符合他们需求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同时，我们还要加强文化市场的监管和引导，确保文化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优化文化服务与产品供给机制，我们才能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重视现实与事实，优化人民情感需求的供给机制

　　鲁迅先生曾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文艺作品若要引领国民精神，必先触动人心，深入百姓心田。而反映现实的作品，往往最能打动人心，令人动容。文艺创作应更加注重现实题材的选择，与人民的现实生活、真实的事实事例紧密相连。近年来，文艺界涌现出众多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深受民众喜爱，这充分证明了现实题材作品具有打动人心的真实力量。在创作现实题材作品时，我们应注重人民生活的真实性、作品内容的逻辑性以及文学语言的准确性，避免仅凭主观臆想创作“现实想象”作品。诚然，文艺创作需遵循文艺发展及其规律，关注不同观众的喜好以及经济效益，但质量始终是首要考量。《文心雕龙》有云，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这意味着，通过表面浮华的元素、不合逻辑的冲突点或低俗的语言表达来迎合观众生理感官的快乐并不可取。过度虚构甚至丑化本应正视的历史或现实现象，更应受到抵制。文艺创作绝非单纯的娱乐，而应重视作品深层内容的价值表达与精神升华。我们应确保文艺创作的各个环节与细节都更加符合现实的人民生活与社会背景，坚持文艺创作中的现实性与时代性。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情感需求，使老百姓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洗礼，为全面深化改革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在优化人民情感需求的供给机制方面，一是文艺创作者应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挖掘人民生活中的真实故事和感人瞬间，将其转化为文艺作品，让人民群众在作品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二是文艺作品应能够触动人心，引发情感共鸣。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和生动的情节设置，让人民群众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从而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三是文艺作品应承载一定的价值导向和社会责任。通过作品传递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为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三、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化优秀传统文化需求的供给机制

　　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中深刻指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瑰宝，是民族精神的根脉，也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新兴文化的涌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挑战。因此，在文艺创作中，亟须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为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阐述了一个重要观点：“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文艺创作。文艺创作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一个守正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艺作品中焕发新的生机。在文艺创作中，现代题材的文艺作品应更多地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运用传统艺术表现手法，传达传统哲学思想。这样既能保持作品的现代化故事氛围，又能赋予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我们也应积极探索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弘扬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互联网、虚拟现实技术、AI技术等，通过“云技术”等手段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保护留存，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在对待外来文化时，我们应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元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交流互鉴。通过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新形态，为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注重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和本土性，避免过度西化或同质化。最终，通过优化优秀传统文化需求的供给机制，我们要让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更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不仅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还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在优化供给机制的过程中，我们还应注重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内涵，提炼出具有时代价值的文化元素，为文艺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提高人民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认同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鼓励文艺工作者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创作出既有传统文化底蕴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优秀作品。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管和引导，确保文化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四、重视文化对外输出，优化讲好中国故事需求的供给机制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民族历史”已逐渐融入“世界历史”的洪流之中。中国文化以开放自信的姿态屹立于世界舞台，成为文艺创作创新与拓展的重要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作为世界大国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推动文化对外输出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海外华人与侨胞的生活与生存状态，他们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桥梁和传声筒。通过文艺创作，展现中华儿女在海外的正面形象，传递中国文化的精髓和魅力。同时，我们要充分利用海外传播媒介，特别是在国外拥有庞大受众的社交娱乐平台，创作出吸引国外受众的文艺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我们应在中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世界潮流文化，创作出有影响力的融合作品。这些作品不仅要具有中国特色，还要符合国际审美和接受习惯，让国外受众在欣赏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我们还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互联网等先进技术，不断提升我国文化对外输出的力度，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使我国在世界面前展现新的优秀形象，让中国文化重现辉煌。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艺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坚持文艺创作的正确道路对于我国的文艺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至关重要，应切实正视当下重要的发展渠道，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上，重视现实与事实，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文化对外输出，在文艺创作中进行创新与探索。同时应正视当下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切实做到从人民的角度来看待文艺创作，真正地去解决相应的问题，时刻关注并应对现代社会快速发展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存在的形势与挑战。从而使得我国的文艺创作更加繁荣，让我国文艺发展拥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将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推向新高度，并增强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作者：谢文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丘炜文，广东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生）